最近，一个问题把我弄懵了，我是一个左派，还是一个右派？


一个类似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原来，许多人指我是右派，说是因为我认同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右；现在一些人指我是左派，同样说是因为我认同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左。


然后，我去问AI：我到底是左还是右？你给我个明确的说法。AI确实是AI，告诉我，你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且，告诉我它有很多根据。在综合了各种根据之后，判定说：你的政治立场超越了简单的左右标签，其思想的核心在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与批判性思考，而非固守某一意识形态阵营。


什么派都不是，这也太惨了，这令我有点心有不甘。于是，搜肠刮肚，自己想个名吧，我把自己叫作反向机会主义派，或叫作反向机会主义者。但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搜索一下，人家社会政治理论中，根本就没有反向机会主义这个词。于是，我就只能自己给这个自己杜撰的词下个定义。


什么叫反向机会主义？最简单地说，就是和机会主义反着来的那个主义。


大体回顾一下，好像这与我这些年的思想脉络，也大体吻合。


第一件事：上个世纪80年的一件事记得大约是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次和两位朋友一起吃饭。一位是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何家栋老先生，另一位是当时的《读书》杂志主编包遵信先生。两位先生现在都已经作古，深深地怀念他们。记得酒菜还没上桌的时候，包遵信先生面带愠色，大声质问我：立平，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站在新权威主义一边去了？当时正是民主派与新权威主义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而包遵信先生是民主派的重要一员。这时，何家栋老先生出来打圆场，既可能是故意打圆场，也可能是他真的这么认为，他说：立平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他这个人是哪边弱势帮哪边说话。确实，在当时两派的争论中，新权威主义的声音相对是比较弱小的。其实，确切地说，我当时并不是站在新权威主义一边，为新权威主义说话。


我让AI概括了一下我当时对这场争论的观点：孙立平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中，持的是一种批判性立场。他并未完全支持新权威主义，而是提出了一种“第三种观点”，或者说是第三种担忧，即对当时中国可能陷入既无民主又无秩序的局面的担忧。这一立场既不同于激进民主派，也区别于传统权威主义的支持者，更强调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推进民主化改革。


第二件事：本世纪初对改革的反思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就是一个赞成和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那时候写了很多的东西，主张现代化，支持市场化改革。当时，我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开的课程之一，就是《社会现代化》。但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我又是较早对改革进行批评的人之一。因为我认为，正因为我支持和赞成改革，就更愿意改革解决好它自身的问题，使改革成功推向前进。


在2005年，我痛心疾首地说过几句后来人们传播很广的话：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已经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无非也是呼吁人们正视改革存在的问题，使改革能够进行下去。在理论上，则提出阶层固化、精英联盟、断裂社会、社会溃败等概念，并努力倡导公平正义。


当时的那些文章主要是发表在《经济观察报》等报刊中，后来结集为《断裂》、《失衡》、《博弈》等书。从这些书名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批评和反思的色彩。到这时候，有人把我看作是稍左的自由派。但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最后一次做左派，大概是2017年11月23日。


那天我发了一条微博：我实在看不明白这个世界了，就是有一万个理由让他们搬离，容他们几天不行吗？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小雪之夜啊，有老有小啊。因为我的这条微博，据说还真有几千人延迟了搬离。为了不连累有关领导，细节我不说了。有意思的是，在我正面支持改革的时候，人们说我是右派。在我为了维护改革而批评改革的时候，人们又说我是左派。


第三件事：美国，拜登与特朗普2018年5月20日，特朗普第一届执政不久，我写了一篇《特朗普就是个商人？想什么呢？》（被删）其中写道：在他们看来，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就是基督教的价值观。而现在这种价值观已经岌岌可危，为堕胎、同性恋婚姻、限制信仰自由大开绿灯，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在不断受到侵蚀。


而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民主党和建制派所代表的政治正确，难辞其咎。他们认为政治正确在毁灭美国的传统价值。因此，破除政治正确，复兴基督教的传统价值和美国精神，是他们的使命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代表的是一种保守主义思潮。2018年5月23日，又写了《班农主义是理解美国战略思想变动脉络的一把钥匙》（也被删）一文。文中说，特朗普不是一个理论家，甚至也没有深思熟虑的系统战略思想，他靠的是直截了当的直觉，靠的是不受意识形态框架左右的对世界的直接切入的商人式的理解。而恰恰是这一点，使得他可以不受原有套路左右地直接切入美国社会所面对的实质性问题。


到了2019年2月17日，我发表了《整个世界可能都忽视了这个信号：谈特朗普对政治正确的冲击》一文，文中写道：对于特朗普的冲击，很多的媒体、很多的学者在现象的层面上都意识到了，但对于这场冲击所具有的真正含义，可以说整个世界几乎都低估了。要知道，伴随着这样一场冲击，美国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可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而这场变革，对于美国未来的走向，甚至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都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说，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我对特朗普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但这种肯定，主要是在他在打破僵局的意义上。当时我写道：有人说，特朗普是个疯子。但是各位，在政治正确已经渐成主流，同时拥有班农所说的大资本、大技术、大金融的合力支撑，甚至几乎整个主流媒体和社会精英都站在政治正确一边的情况下，谁能够说不管不顾、对现行的一切都不买账的“疯狂”不是一种更合适的策略呢？在去年美国开始大选之后，又不时有朋友问我：孙老师，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您支持哪一个？我往往回答，支持谈不上，一是看哪个也不是太喜欢。


二是我支持谁一点用都没有。2024年8月1日，我写了《这次民主党，下次共和党，不过现在还是有点犹豫》，其中说到：可以说，唯一的理由就是乌克兰。特朗普几次公开的表态，尽管只是只言片语，但给人们的印象是，其主张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割地求和，而且屡次表达对侵略者的好感。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万斯，更是援乌的坚决反对者。


人们担心的是，如果共和党上台，如果侵略行为得到纵容，如果受害者不能得到最有能力帮助他的人的帮助。。。。。。我几次强调，我想到的是小泽那失望的眼神和无助的表情。在当时的几篇文章中，我几次引用我一位老朋友的话：如果没有乌克兰的问题，我对谁上位是无感的。但是非法移民问题在四年内几乎没可能发展到决定性程度，而乌克兰问题四年内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我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事情有个轻重缓急。我完全同意。但大家也知道，尽管如此，我对特朗普的国内政策大体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本文收尾的时候，我想再说几句：作为我们普通人，不必过于执着于立场和主义。你认为对的，支持；你认为错的，反对，这就足够了。重要的是，在邪恶与正义、文明与野蛮之间，我们不要迷失。